11月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当晚恒大夺得亚冠，向三中全会献礼。在糟糕国足的反衬下，恒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的代表，而习总对足球的喜爱已然不是秘密。有媒体报道称恒大老板籍此甩开一众房产大腕，进入习总的百人智囊圈，让人在惊讶于许老板砸钱魄力的同时，不由得佩服其政治智慧。在本赛季结束后，国安、鲁能两个国资背景的球队一改其细水长流，少花钱多办事的风格，均提出要引进世界级球员、教练，并已付诸行动，这跟风举动昭然佐证了许老板的成功，也表明不论是民企老板还是国企大员，讨好高层的信念和决心是没有分别的。
这个关于足球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注脚了当前局面：商人官员的前途、经济政治的走向，皆取决于顶层政要。由此，作为新班子传达执政精神的三中全会，就注定要被国内外、各阶层所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甫一出台就引发解读种种。
不仅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搜狐、网易、新浪等做了专题报道、解读，各部委也就报告中关于自己部门条线的内容做了解释、解读，还有各种政策分析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做的解读难以计数。
虽然各方解读方式不同，例如新华网将内容归纳为三条核心，而新浪的全会看点有11项之多，网易更是列出了首次提及的八条，并从15个方面对公报进行了梳理。但核心都必然的围绕政治、经济，因为公报本身就是政经两条主线。据媒体统计，在5000多字的公报中，改革出现了59次、发展37次、党32次、社会主义28次、人民23次、市场22次、政治15次。
经济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各种大小资产管理机构，对经济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做了逐字的解读，并由此衍生出大量的走势预测、行情研判、股票推荐……。但是很多预测、研判只能说是凑热闹，并无太多价值，因为《决定》中的表述都是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话题，甚至是改革开放以来都在讲的话题，这些信息的价值早已经反映在市场上。比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下的表述早已不是新闻：“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些观点虽然老旧，依然被提及，并置于显著位置，说明这些信息仍是共产党要强调的重要内容，表明了执政党坚持推进改革的姿态。
但是旧文中也有新意，如“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尤其是结合前期对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的反腐查处，这样的表述更值得大家期待。
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这一部分的表述中，提到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指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市场普遍将这一消息视作利好，认为这将增加农民的可支配财富，促进城镇化建设，甚至拉动内需。
而关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表述则引发了不同的解读，虽然提到了很多方面：“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虽然没有人会奢求在《决定》中出现以上改革内容的具体细则或是时间表，但考虑到“加强监督、有序提高”等表述，难免会使一些金融改革的激进人士略有失望。
经济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自从提出了“自贸区”的概念，人们普遍将这一试点看作改革先锋，寄予了众多期待，自贸相关的概念股票更是受到了资本市场的热捧。虽然自贸区的设立有李总理的强力推进，但据报道，政府内部似乎仍未就自贸区的定位、功能等形成统一认识。一些金融业的强力人物，以及部分担心当地资本和企业总部外流的外省市主官对于自贸区扮演着犹疑者、争议者乃至软性反对者的角色。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指出：“对政府既有威权的挑战，较WTO谈判之于中国深刻十倍。天翻地覆，看似壮观，但缺乏路线图和时间表，难度太大。”可为佐证的是，9月29日自贸区挂牌国家,高级领导人无一到场，连一位副总理都没有,仅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亮相。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写入《决议》之中，让人对自贸区的发展增添了几分期许。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中提到“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目的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虽然财税看起来像是经济方面的内容，但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意义上的经济范围。财税改革历朝历代都是由中央政府提出，目的无非是重新分配财税蛋糕，更大程度上满足中央财政，各级地方政府最好能做到“积极收税，合理花钱”。在现阶段提出财税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遏制地方政府公司化。很多地方政府卖地发钱、借款建设，推高了土地市场，积累了城投债泡沫。如果通过财税改革能合理的解决地方政府卖地发钱、借款建设这两大问题，则几乎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的经济安全。考虑到实施起来可能遇到的各种阻力，《决定》中特意提到，在“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同时，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
相对于经济改革，人们似乎对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关注。吴敬琏认为：只完成一半的改革是当前经济所面临问题的根源。未能完成的改革导致腐败成风，经济浪费和低效。必须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增长步入可持续轨道，也才能扭转公众对三十年的改革只是让特权精英获利并拉大社会差距的看法。他具体提到：要逐渐削弱国家对经济的支配权，其中包括削弱国有企业的支配权，让法院独立，起草附带权利条款的新宪法，引入新闻自由。
全会也确实对政治体制改革做了规划。司法方面，《决议》提到：“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其中“适当分离”在表述改革姿态的同时也释放了改革进程将会稳步缓慢的信号。
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决议》规定“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这些表述更加明确了现代政府的职能范围，具体到“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这样的指导政策，在保证政府服务职能的同时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有利于高效廉洁政府的打造。
相比以上内容更加吸引人的是决议中关于“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表述。之所以这部分内容受到广泛关注，不在其内容的表述，而在于相较其他没有细则的政策，反腐已经切实的展开。据商业周刊统计，08年到12年间，仅11年有7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调查，而13年，落马的副部级高官已接近20位，而且鉴于公开报道的滞后性，正接受调查的官员应不乏其人。在王岐山书记的领导下，中纪委开通了专门网站，设立了举报平台，加强了中央巡视，这些主动出击不仅范围广而且力度大，反腐成效卓著。新班子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视程度之高，执行手段之厉，令人印象深刻。
在这些政策之外，有两个重要的组织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两个组织作为“顶层设计”的直接体现出现在《决议》中。如果说人们较容易理解“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一机构的职能，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出现就有些突兀。大量的解读没有把笔墨放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而是详细的甚至专门的解读“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就充分说明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出现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和理解范围。抛开种种必要性、必然性的解释，结合有关前周常委已经被立案调查的坊间传言，我们似乎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习主席并不满意自己对权力掌控的现状，需要一个新的机构来更有力的掌控权力，习总亲自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应该是情理之中。
《决议》中的“取消劳教、单独二台”也引发了众多议论。此外，还有一条涉及科研的内容值得注意。即院士可以退休、退出。退休可以理解为照顾那些年纪很大、想要颐养天年的院士，可是“退出”是什么意思，“退出”的条件如何界定？
虽然媒体在报道宣传时，常把此次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但是目前看来，无论改革的力度和预期的影响力，本次会议都和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较大差距。考虑到两次会议所处时代背景及问题复杂程度的巨大差异，将两次会议做简单类比是不合适的。总体而言，《决议》的表述体现出中央坚持继续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但是具体的改革范围和力度还要看会议之后几个月中出台的政策细则。
